《全国山河一片红》邮票到底有几稿？

   1968年9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关于《首都人民热烈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》的报道；1968年9月24日邮电部军管会订于。1968年10月1日发行“全面胜利”邮票的通知；1968年9月万维生先生起草的发行“全面胜利”邮票的新闻稿，都确凿无疑地证明“全面胜利”是为庆祝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而发行的纪念邮票。

   1968年10月18日邮电部军管会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审批“全面胜利”第二稿的请示；1968年11月2日万维生所写的《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审批过程纪要》(谈到按周总理指示修改小“一片红”)；外交部、邮电部军管会关于“一片红”邮票向周总理的报告，都确切无疑№汪明“一片红’!是在“全面胜利”第一稿、第二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，“全面胜利”确是“一片红”第一稿。。1968年9月13日邮票发行局关于向北京邮票厂订印“全面胜利”公函；1969年3月25日北京邮票厂致邮票发行局的“邮票印制计价单”，证明“全面胜利”邮票已订印、印制并交货，其中面值8分邮票680953张x50枚，22分面值邮票265000张x50枚(余数因停止发行未交——郭士玲注记)另从流入社会的邮票实物也证实，“全“全面胜利”的第一稿已大量印制，不可能是为“九大”发行的纪念邮票。

   此外，许多集邮者还从当时党的文件、报刊社论等的提法中论证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”提法，是特指全国(除台湾省外)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而言的，“全面胜利”与“一片红”是同义语，不但事实上，而且理论上二者都是相关的，不可能是“风马牛不相及”的。

  “四稿说”不能成立

  不仅是因为《中国集邮史》、《中国邮票史》提出的“三稿说”是惟一正确的、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，而且因为“四稿说”本身的证据不足，论证方法不科学。

   首先，说新亮相的画稿是第一稿，未通过后，以“九大”邮票画稿即“全面胜利”为第二稿，缺乏证据。从上个问题的论证中可以证明，“全面胜利”根本不是“九大”邮票的画稿，它不是“计划发行”，而是已经印制；撤销发行的原因也不是由于“九大”延期，而是因为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。新亮相的一幅画稿，在邮票发行档案(包括“未发行卷”)中，根本没有记载，其保存在个人手中，说明它是未进入审批程序的画稿；同时这幅“在文革结束十年后”在家里故纸堆中无意发现的画稿，按有的邮文作者所言“那个年代设计的邮票不能忘却”，那么万先生为什么毫无记忆，在“畅谈”中也毫无言及?给人一种模糊不实的感觉。

   其次，从当时有限的时间来看，也完不成两稿的审批过程。第一稿最早早不过1968年9月5日，第二稿最晚晚不过1968年9月8日，在这短短的3天里完成两套邮票的审批过程是不可能的。尽管当时邮票发行秩序混乱，但审批邮票一般仍是由邮票发行局呈报军管会生产指挥部，审查同意后上报军管会主任审定，就是“特事特办”，也不是三天、两天就能办完的事情，据《中国邮票史》第八卷所载，从“全面胜利”第一稿于9月27曰撤销发行到“全面胜利”第二稿于10月18日报送国务院审批，经过21天；从“全面胜利”第二稿批示退回到第三稿修改、审批、投印，经过了17天。而这在短短的3天里，怎么可能完成两套邮票图稿的审批工作?

   说到底，“四稿说”依据的不是客观事实，而是主观想象，它是建立在对万先生说法的相信和维护，而又不完全排斥《中国邮票史》第八卷所披露的事实基础之上的，是推测和调合的产物。这就违背了邮史研究的正确方法，导致出错误的结论。这也再一次从另一侧面证实了“三稿说”的科学性和正确性。文章来源：中国集邮报